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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胡适、徐志摩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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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胡适、徐志摩的散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幅挽联:

其次,躬行“实际批评”,增强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为文学批评正名。

叶公超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英文了得,但中文底子没打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胡适赞他:“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就是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但闻一多却戏谑他为“二毛子”。叶虽不以为忤,内心却大受刺激,对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一变,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他上课时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加之一口流利的英文,学生听得耳朵都长了,下课后还不愿离去。特别是那些纯情女生,个个如痴如醉,恨不得即刻以身相许。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博士”。他的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锺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和杨振宁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是众口一辞:说听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赵萝蕤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转入英文系,四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师从叶公超、温德教授。1936年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并促成了叶公超为译本写了一篇精彩的序,即前文所说的《再论艾略特的诗》。赵萝蕤翻译艾略特的《荒原》,固然受到温德教授的启发,但受教于叶公超更多,“温德教授只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像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这个判断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21】正因为翻译了《荒原》,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如知性、经验、非个人化等成为1940年代西南联大青年诗人的普遍追求,大大提高了中国新诗的整体水平。叶公超对艾略特诗歌的研究,他的学生赵萝蕤对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翻译,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引进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22】

叶公超原本无心仕途,甚至反对文字议政。但1940年的一天,他突然离开昆明赴香港, 自此从中国文坛消失了。

“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

值得一提的是,叶公超指导学生赵萝蕤走进了艾略特诗歌的世界。

叶公超偏爱述而不作,不立文字。他参与了《新月》杂志的编辑,最后三四期,因文稿匮乏,他只好自己动笔,刊出的几乎全是他的文字。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等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季羡林也在其中。有一次季的散文《年》受到叶的垂青,获得发表,这下把他美得不得了,紧接着又写了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期望也得到叶的首肯。可没料到,叶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季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公超以文学批评名称一时,他的多数作品完成于1926—1940年。这段时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其中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叶公超不是闭目塞听的学者,他站在现代文坛一线,先后任《新月》、《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和自由撰稿人,这些刊物所聚集的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或命名为“新月派”,或命名为“京派”,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从新月同仁到清华学人的动态历程。

叶公超出身书香世家。他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曾是着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英国他得到罗素的赏识,还与着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并首次把艾略特的作品引入中国。

叶公超死后,陈香梅不为尊者讳,在纪念文章中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不过,她认为:“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

第一,研究、翻译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诗论,为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提供新的参照系。

那时北大英才云集,但叶公超凭着剑桥硕士的****,昂首步入英文系。这一年,他才22岁。下面的学生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这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梁遇春学习起来玩命,废名逃课也很拼命。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2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叶公超的才子脾气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出名。他名士派头很足,有时路上学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却隔着大马路大呼学生的名字。他考试评分非常严,令人提心吊胆。有个学生有点小才气,比较狂傲,在阅“莎士比亚”这门课的试卷时,叫—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尽管他的试卷答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叶就是只给他58分。那学生去找他,想请他多加两分。叶见之,明知其意图,却只是很热情地给学生煮咖啡,和他兴高采烈地谈国家大事。谈了足足两小时,就是不给他讨分数的机会,哪怕几秒钟。学生无奈, 以为没戏,只好怅然离去。叶见他欲走,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钟时,却追上去和学生握手,主动说给他把分加上去,但同时提条件说“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因此,无论从叶公超发表在《新月》的文章看,还是从他与“新月派”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看,作为《新月》中人的叶公超,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视野开阔,对英美文坛的熟稔如数家珍,播散西方文明,又不乏本土关怀。《新月》时期的叶公超,擅长书评,文学批评能入肌理,不从现成的理论出发,而从具体作品入手,精细而不琐碎,宏阔而不空洞,呈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才情与识见。

口冠这一打,没把他的性命打掉,反把他对政治的兴趣给“打”出来了。经此生死风波,他心态一变,决意应承友人的延揽,辞教从政,自此涉入外交界。叶公超在清华园与友人谈及蒋介石时对其并无好感,那时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这个曾对政治不屑一顾的人,这个因剑桥背景和语言天资而有些恃才傲物的人,一踏入政界,竟能凭借纯正的牛津口音、叼着烟斗的英国绅士派头,驰骋外交战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这让在瓷盘上作画的叶公超赢得了“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

他的考试方法很独特,打分很严。“他的评分标准与众不同,多凭平时课堂印象,并不全照试题答案。因此,每逢考试,令人提心吊胆。”

1929年秋,叶公超离开上海重返北平,为设立在北京大学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做英美文学讲座,第二年秋始任清华大学外语系专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5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任职满五年,故按惯例去欧美游学一年。1936年夏返北平,被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聘为外语系主任、教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叶公超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和教授,并主持行政工作到1940年6月。从教学时间长短和学术成就大小看, 叶公超无疑属于清华学人。1930—1940年是他大学从教的“嘉年华”,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相得益彰,人才培养有突出贡献。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叶公超,文学编辑、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三位一体,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带来可资借鉴的范式。

作品集:

叶公超也许类属“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男子。以致死后纪念他的文章中公然涉及“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说到“呼之欲出”的份上,引起叶生前的好友怒目相向,兴师问罪。早年的轶事中有这样一则:在某校教书时,“一女侨生常去请益,其人貌平但性柔。公超喜欢meek 女子。该女生有一男友,扬言不恭。公超惧,备借手枪一支自卫。一日偕子离外出试枪,途中有犬狺狺,发一枪而犬毙。犬主索赔,不得不补偿”……

卞之琳走向诗坛并成为著名诗人,最初得益于徐志摩和叶公超对他的赏识。1929年卞之琳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叶公超接替徐志摩讲授英诗课程,他对勤奋好学的卞之琳不吝嘉许。在叶公超的指导下,卞之琳在《新月》发表了《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花拾零》(译诗十首)等作品,在《学文》上发表了译作《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尤其是后者,叶公超亲自校订,并把文前的一句拉丁文motto翻译出来。卞之琳1930年代中后期新诗创作风格的转变,受益于叶公超,“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30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芝晚期诗。”【14】经由叶公超的培养和扶携,卞之琳成为北平“前线诗人”的佼佼者。

鲁迅与新月派一向势同水火。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发表了万字长文《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他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儿”——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的。这种由衷的揄扬,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都十分恼火:“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不以为然,强调:“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上的成就。”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的最后一章《评论鲁迅》,他还说想把当年的《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1926年秋,23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和粱遇春,前者大他四岁,后者小他两岁。

【19】许渊冲:《山阴道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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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美高梅游戏网址,“我一辈子脾气大。”叶公超自己说。

作为新月同仁,叶公超不仅是《新月》杂志的撰稿者和编者,而且是新月书店的持股人之一,他在新月书店出版过专著。新月书店出版的各类学术、文学书籍近百种,其中不乏产生重要影响且至今价值不菲的著作,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云游》,梁实秋的文艺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等。叶公超选编的《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以及他和闻一多合编的《近代英美诗选》(上、下)都是新月书店出版的。1928年《新月》第1卷第6期刊出《英美近代诗选》的广告:

叶公超脾气坏,尤爱讽刺挖苦人:“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他教钱钟书时,也是这派头。他挖苦钱钟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

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陈子善认为,作为清华学人的叶公超,“培养了整整一代优秀学人。”【12】莘莘学子因得到叶公超的悉心培养而成才者不在少数。曹葆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1年入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35年毕业。从1933年10月到1936年3月,他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创办了《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副刊,共出74期,大量译介了瑞恰慈、艾略特、瓦莱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论,这一副刊成为北平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阵地。叶公超是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指导教师之一。曹葆华在叶公超、温德的指导下,把西方前卫的诗歌理论如瑞恰慈的语义分析、艾略特的现代诗论、后期象征主义瓦莱里的纯诗理论等翻译给国内诗坛,这些译作后来结集为《科学与诗》和《现代诗论》出版。叶公超还为曹葆华的《科学与诗》作序,序文写于1934年7月2日的清华园。叶公超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13】这里既有叶公超的眼光,又有为师者对学生的鼓励。从《诗与批评》副刊所刊载的诗学译文看,曹葆华不负叶公超嘱托,做出了成绩,以一己之力译介了T.S.艾略特、瑞恰慈的诗学理论及新批评理论,对国内诗坛学界接受和实践西方新批评方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原来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信件穿山越水,飞到了叶公超手上,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入目。叔父在信中,焦急地说了上海的事态,他担心姨太太潘某贪婪撒赖,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设法保全毛公鼎。他强调:“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他星夜兼程。果不其然,潘某向日本宪兵队告了密。日本人立刻派兵把叶宅包围得严严实实。在叶宅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腾了大半天后,连鼎的影子也没找着,气急败坏之际,便以“间谍罪”的罪名把叶公超抛进大牢,又不分昼夜,对叶公超先后7次提审,2次鞭刑、水刑,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守口如瓶。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他没能就死。

他是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著述不甚多,但作为教授、刊物编辑,在扶植新人上尽了心力。《新月》后期的新秀钱锺书、余冠英、季羡林、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一批文学生力军突起,多出自清华、北大,有不少是他的桃李。作为西洋文学教授,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令人特别刮目的是,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当时他便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在徐志摩死后,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尽管叶公超对左翼作家无好感,但鲁迅刚故去,他便写了《鲁迅》和《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评论鲁迅的历史地位,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并断言“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惹得胡适十分恼火,斥其“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抒一生中四件印象最深的事。最后一章《评论鲁迅》,说想把当年写鲁迅的发在天津《益世报》上万字长文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第二,《论新诗》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情势渐缓之后,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赝晶缴上去,以蒙敌听。当他形容憔悴地走出牢房时,已然被整整关押了49天。翌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毛公鼎运出大陆,终于使这一珍稀国宝一度脱离了虎狼之区。

太太袁文熹,贵州人,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燕京大学高材生,“校花”。吴宓对她的评价是:“出众超俗之女子:聪慧、理智、坚定、沉静、干练、勇敢,充满自控能力及自信。”她是“诸友亦共誉为近代开明式之贤妻良母”。四十多年,他们聚少离多。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她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场面。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正常,本是“有情人”的结合,结合之后却难言和谐、幸福。

总的来看,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涉及小说、诗歌、散文、书评、期刊评论、翻译等,其中以书评最多,诗歌评论次之,小说评论又次之,识见深刻,表达平易,文风朴实,简洁耐读。他的文学批评中外并重,侧重文坛最新动态和作品,时代感突出。比如,《英勇的新世界》和《浦利斯特利散文自选集》分别是英国1932年出版的讽刺小说集、散文集,叶公超几乎同步把它们介绍到《新月》。又如,叶公超对美国《诗刊》一则微不足道的启事感兴趣,这则启事是1932年6月刊出的,叶公超从启事中读出了美国诗坛的新动态,然后把它介绍到国内。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有这种批评文章问世,可见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是敏锐的。

他为顾维钩下飞机接大衣。

第三,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方法和眼光。

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他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尽管他晚年自己说那只毛公鼎是他捐的,似有自誉之嫌。

1929年秋,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授课,主讲文学批评。借此契机,叶公超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建设。最能体现叶公超“实际批评”观念的是《从印象到评价》一文,该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评与法则”,二是“实际批评与印象的考验”。叶公超认为“现存的批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的与实际的两种”【6】,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普列哈的《艺术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等,都是前人的理论,这些现成的法则不构成实际批评的标准,只能做方法上的参考;因此批评要从阅读作品的观感出发,这种阅读观感叶公超用“反应”一词来概括,认为“批评者首要的责任就是考验自己的反应,追究自己的感觉”,“也许需要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重读他所要评价的作品,也许他还要去读别的同类的作品来确定他的反应”【7】,接着叶公超指出这种基于“反应”的批评的内涵:“一,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各种事实;二,已往所有同类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评论;三,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8】叶公超的“实际批评”,即从具体作品入手,基于反复阅读、比较阅读的“反应”,不把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当作批评的尺度,而致力于考察作品沉淀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当下生活中的价值。在《从印象到评价》一文中,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注释,这个注释交代了此文写作的背景与动机:“现在各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史似乎正在培养这种谬误的观念。学生所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这样的知识,有了还不如没有。合理的步骤是先读作品,再读批评,所以每门文学的课程都应该有附带的批评。”【9】可见叶公超倡导和躬行“实际批评”,也有基于文学教育改革的构想。《从印象到评价》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温源宁认为“他最近的评论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例如,他在作为评论论据的印象和作为评论方法的印象主义之间划出的界限,就很可能具有永恒价值。”【10】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学文》的主编,“叶公超虽然仅仅写了《从印象到评价》一篇论文,但这却是代表他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见解,写来很费功夫。”【11】这些都是知人之论。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数量不丰,他有名士才子气,不轻易落笔,但多数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和淘洗,叶公超是以质取胜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从印象到评价》、《论新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都是可传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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